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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彭晓芸,迎客松喂大,现供职媒体。

 
 
 

日志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革  

2010-07-15 00:13: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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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革,先进的价值观即是先进的文化。就价值观而言,广东已是文化强省。

无论是粤剧川剧还是京剧,乃至装模作样地引入歌剧芭蕾,都无济于事,价值观如果倒退到唱红歌,怀念文革那套价值观标准,当前的政治文化生态将大大倒退。

广东人长期看的是香港电视,而不是新闻联播,香港的新闻怎么批评政府,广东人太习惯了。因此,我只能用极端的方式,不怕得罪其他省市的说法来说,与其让重庆模式蔓延乃至于假惺惺地获得民意,高呼贵党万岁,不如推行价值观上的内陆学广东,广东学美国,而不是相反方向。


政治的力量:改变并拯救文化

                                  ??以广东“文化强省”诉求为例

 

时代周报评论员  彭晓芸   2010-07-14 21:51:41    第87期


 

有几个概念必须在行文之初进行一番界定。譬如,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什么?它自然已经拥有无数的定义了。但从文化究竟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有和认同的观念、价值观与信仰,这些观念、价值观及其态度,通过社会环境、宗教、政治力量等因素代代相传。可以说,文化以价值观的核心面貌呈现之时,文化就是发展的灵魂,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界定了人对发展目标的愿景。在工具性的意义上,文化与价值观促使人类形成了希望、恐惧、抱负、态度和行为。


那么,当人们提出塑造或改变文化的诉求和愿望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文化有“进步的、值得欲求的”和“落后的、应当摒弃”的区别,企图为文化下“进步”定义的尝试,都可能与持文化相对论的人士发生冲突,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或社会群体对什么是“真善美以及高效进步”的,有自己的观点,文化之间无所谓谁更好或更坏,只是存在不同而已。1948年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就曾经遭到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反对,其提出反对的理由即是,宣言有将西方中心论强加给世界其他国的嫌疑,然而,今天的大量事实是,宣言提供的进步定义已经被所谓西方以外的地方所广泛接受,譬如,没有人会反对“生命比死亡好,健康比疾病好,自由比奴役好,富裕比贫穷好,有知识胜于无知,正义好于非正义”,这些只不过是该宣言核心理念的提炼。


至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参议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看,“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功。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一种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

那么,“政治”又是什么?政府的化身?行政的力量?在莫伊尼汉的定义中,“政治”宽泛地包括个人与集体创举以及政治行动。就是说,这里的“政治”,不局限于政府的行政命令、政策,还包括公民个体的或集体的交流与行动,简言之,即是政治的力量。


文化变革的契机与动力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当前日益显著的社会结构断裂??城乡、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以及极端事件??杀害无辜、伤害儿童等反人类行为,对执政者提出了严峻的社会治理课题,衍生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诸种对策:保证经济的高增长、加大维稳的投入和力度、个别地区以密集打黑等非常态行动诉求“赢得”民意的“大快人心”等等。


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势之下,文化变革的内在要求也在变得日趋强烈,按照美国塔夫特大学弗莱彻学院文化变革研究所所长哈里森的说法,文化变革通常发生于两种因素集合到一块的时候:(1)一个具有进步眼光的领导;(2)危机时刻或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去几十年一直致力于文化事务研究的哈里森,曾召集世界多方专家学者,在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办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探讨何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主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措施呢?


这些质问对于中国同样适用。有过“文革”这样的灾难性记忆的中国社会,在好不容易迎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局面之后,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30年后,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开始遭遇瓶颈和障碍,“中国模式”由荣耀开始变得尴尬。经济学者黄亚生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现在看来,除了表示“这事是中国人干的”,没有更多的内涵,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确实获得了高速发展,那么,那些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因素,别的社会也同样有,相反地,我们倒是有必要反思,为什么别的社会即使经济增长停留在2%-3%水平上,也能够保持社会稳定,而我们则有那么强烈和紧迫的高增长焦虑,以所谓“保八”的高增长来平抑内部不和谐因素、维护政权合法性?


在承认社会存在不和谐的同时,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首长汪洋看到了文化变革的内在需求和动力。7月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第三次网络问政,就建设文化强省求智于民。尽管有网民当场质疑汪洋是否有作秀之嫌,表示不否认、不介意网民这一说法的汪洋,当天仍然表现了极大的诚意,这场网络问策在内容上看起来颇有开创性意义,它实现了“对话”而不是“独白”,“传播”而不是“宣传”,脱稿、插话、即兴地展开与回应,对话呈现了论辩式的交锋模式,而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众口一词的高度统一、高度和谐。


表示热爱学习、偏爱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汪洋,这次是否应当考虑爱上哈里森了?!因为他的应对,和哈里森给政府开出的药方是那么吻合:“政治领导人应该十分留意为巩固进步价值观而制定的政策、纲领、以及他们的公众形象所产生的隐含意义。领导人应该让公众认识到进步的价值观在实现社会目标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他们也应该就媒体在传播进步价值观中发挥的作用与之展开持久对话。”


这场对话中,网民谈及蜗居、韩寒、拜金,无一不是涉及当前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的价值判断。一个普遍共识在这场对话中达成:当前的确存在道德的溃散和价值的迷失,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重启价值观大讨论、重塑社会伦理的道德愿景,不再被视为偏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可有可无之物,而是显得迫切和必要了。


就价值观而言,广东已是文化强省


在这场讨论中,广东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如果说,文化就是高雅艺术、经典流传、回归古典,诸如所谓歌剧,芭蕾,钢琴,文学,书画,国学,那么,广东看起来似乎挺没文化,广东人热衷的是早茶、陈扬式的平民话语、“外来媳妇本地郎”式的明快粤语,抑或铿锵的潮剧粤剧……

 

对于这个问题,汪洋表述了鲜明的个人观点,“我首先讲广东不是文化沙漠。这里有好多北方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以中原的传统文化为标准,可能广东文化有沙漠的倾向,广东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它是薄弱的,我承认这一点。广东人优点是务实,缺点是太务实。这可能是广东的文化特征之一,但是和GDP之间有什么矛盾,我认为没有。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是和它的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广东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经济体,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为广东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这样一个文化又是近代,从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这样一些先行人物奠基流传下来的,所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广东最现实性,也正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为全国的文化精髓,所以广东经济才有了迅速发展,所以广东才有连续30多年年均17.7%的增长速度。”


汪洋不仅否定了文化沙漠这种说法,而且提出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没有先进文化作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是不可能有快速发展和持续的竞争力。因此,我认为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就刚才网民代表说日韩文化一度很强势,实际上是因为它的经济也很强势,或者说因为它的文化强势,所以经济强势,美国文化也是如此。绝对不可能设想一个经济快速、持续30余年发展的经济省份是一个文化沙漠的社会,你在全社会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无从知晓汪洋是否阅读过哈里森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以及哈里森更早前与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这一类书籍,但确凿无疑的是,汪洋的想法和世界上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最前沿研究的结论高度一致,汪氏话语方式呈现出来的价值观贴近普世价值,没有陷入陈旧的政治话语窠臼。更值得称道的是,汪洋并不排斥以“美国文化也是如此”来做类比和判断,这或许是因为汪洋充分意识到,对于比邻港澳台地区的广东来说,本来就呼吸着来自沿海及海那边的文化空气,故作深沉地谈“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不能“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直面西方价值观挑战”之类的话语模式,根本蒙蔽不了见多识广的“老广”,还不如老老实实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以切实的比较来看待广东及其优势。对于务实的广东人来说,中华文明固然可贵和伟大,儒家传统中的勤俭、家庭观念在广东人这里甚至延续得比其他地区更牢固,但擅长于前瞻而不是后仰的广东人,显然不满足于仅仅是延续传统,他们需要的,是更加切实地拥抱全球化浪潮以及由此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身心自由。


无论是富士康工人跳楼、本田工人罢工这样的广东社会的内部震荡,还是番禺垃圾焚烧博弈、“广州欢迎你”这一类彰显公民意识觉醒的事件,抑或是表现“公民不服从”的桀骜不羁、让人头疼的广东媒体,这一切,如果以“先进的价值观即是先进的文化”的标准来看,无不活生生地昭示着,广东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及其价值观呈现,至少在全国范围内,说是“文化强省”也不为过。去年7月广东就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这一“意见”,被媒体誉为“广东文化宣言”,广东的目标是,在未来5-10年内大力建成“文化强省”。现在提出打造“文化强省”,那么,这一“强”的参照,必定是世界范围的开放社会及其文明标准,而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的横向比较。


政府的为与不为


早在汪洋第一次开始网络问政的时候,有着批评与质疑传统的广东媒体就提出,这不是一阵风?能形成制度化的惯例吗?哈里森就提出文化革新的一种可能办法:在来自政府、私立媒体、大学及研究机构中关心国家利益和进步的人群之间建立制度化、持续的对话,探讨媒体对价值观的作用和影响。


所谓“进步的人群”,和汪洋选择网民对话的标准又是不谋而合。汪洋说:“广大网民是我省建设文化强省的积极力量,在座各位都是网民中间的优秀代表。”优秀,而不是身份地位,是网络问政的强烈特质,只要你提出的主张足够有价值,尽管你的身份是草根的,甚至你的语言和见识还有粗糙的成分,都不妨碍成为网络问政中的网民中坚力量。


虽然在本文开头即为“政治”这个概念作了界定,但对于官方举措的肯定,或许引来谄媚公权力的嫌疑。因此,除了肯定政府的行政作为,我们有必要鲜明地提出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把公权力对文化的作为限制在一个权力允许的边界以内。


所幸的是,广东社会的政治力量,远远不止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公民与官方的互动与博弈共同构建。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关于粤语是否应该在广州电视媒体中减少分量的问题,更早前,则是关于亚运是否扰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逃不过犀利而不妥协的广东公民??广州市民的火眼金睛。轰轰烈烈的粤语保卫运动,已经在民间和媒体展开着,构成一道广州文化独特的风景线。而汪洋在这场网络问政中,其实也早已表示“不要让岭南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上断掉”并坦承他“有压力”。的确,能够让一种文化断掉的,往往不是民间力量,而是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汪洋的警惕和自省便有其价值和现实意义。


哈里森在重申他所领导的文化事务研究项目(CMRP)的前提时说:“文化变革同民主和市场经济一样,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CMRP的成功事例凸显了对先进社会在意识形态、政治、技术和组织方面的经验保持开放的重要性。但是,除非在一个社会整体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否则促进变化的外界作用力将会受到抵制。”


在CMRP的一篇论文中,项目成员丹尼尔·拉图什则说:“如果社会大众没有意识到文化出了‘问题’或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展开广泛讨论,那么文化变革也就无从谈起了。”


上述两种一致的说法,其实警惕的还是即便对文化进行进步趋向的变革,也必须获得大众意识的认同;而当一种高高在上的“民意引导论”想要引导的,是消灭文化遗产或地域文化这种反动企图时,那么,可想而知,民意之滔滔会是怎样一股力量了!当然,另一种极端的情形是,滥用民意尤其是民粹主义,运用公权力介入公民生活的公共空间甚至违背程序正义讨好民粹诉求,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政治阴谋和权力的恶。


在作为CMRP项目成果的总结中,哈里森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包括儿童抚养、宗教、宗教改革、教育、教育改革、媒体和民间团体的协调性计划,特别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建立民间资本模式的政治领导集体。很显然,成本必须考虑,轻重缓急也必须有安排。”在整个CMRP项目中,教育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并且还单独分出一个儿童抚养方式的家庭教育子项目,这对假博士漫天飞、抄袭贪腐不足为奇,奉行功利哲学的当前中国社会,无疑是当头一棒,值得中国人开始考虑:诚信和道德必须从娃娃抓起了!


“后进社会的道德基础”总是呈现为公民信任半径的狭小,譬如信任和爱局限于核心家庭内,这从中国人倾尽全力为子女买房,但儿童收养状况却惨淡得导致美国成为中国孤儿尤其是残疾儿童的收养大户等等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另外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教育方式和教育投入。1905年,在日本,明治天皇高度重视教育,有超过90%的适龄儿童,包括男孩女孩,获得学校教育,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入学率。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投入对日本迈入高速现代化,成为令人敬畏的经济大国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还促使了日本二战后向民主国家转变。而百年后的中国呢,恰如经济学家陈志武最近考察东莞时所注意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那样让人乐观不起来::东莞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253所,学生34万。像虎门镇民办汇英小学,学费等一年5200元,等于农民工父母月收入数倍,一点财政支持都没有。而工资更高的当地户口子女,却可免费上学九年。能否落户对农民工的差别这么大!


过去,我们面对文化问题以及文化派生出的价值观、道德问题的不积极态度,部分地由于将价值观因素量化及因果模式准确判识的困难,以及公权力对公民的道德教化并未恪守权力的边界问题而导致公民对于道德教训的反感乃至产生价值迷失。而现在,诸如CMRP项目这样的前沿研究,给出了25个在趋向和阻碍进步的文化中表现迥异的因素模型,并不断地通过个案之间的比较来寻找规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是哪一类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在起作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培育它们。而广东的网络问政策略、文化建设以及公民运动实践,则让人们意识到,不能不重视政治对文化建构的意义,但也不能将政治夸大为无所不能的规训者和塑造者,而政治力量则应当包含制度建设和公民力量,广东民间社会的活跃、言论的相对开放,则让人看到如何可能使文化和价值观在公民大讨论中获得救赎的希望。

 

                                             时代周报 2010年7月19日(提前出版)  见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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