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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彭晓芸,迎客松喂大,现供职媒体。

 
 
 

日志

 
 

时代议题《这一代大学生的爱与怕》拯救被围困的道义  

2010-10-28 10:1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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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议题《这一代大学生的爱与怕》

【开篇】李公明《大学生的恐惧与冷漠是怎样炼成的》

【人人有个麦克风】 北大人大中山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大学生:说出我们心底里的“怕”》

【纵深】傅国涌访谈 《追忆民国,今天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

【观察】王秀宁 《拯救被围困的道义》

【意见领袖】石扉客,何三畏,笑蜀,张鸣 《这些青春的花朵为何不愿意开放》

 

拯救被围困的道义

 王秀宁

近日,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一案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整个事件中,除了李刚父子的身份、行为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河北大学的态度也颇受瞩目。尽管该校的新闻发言人以坚决的态度否定了曾经下达“封口令”的说法,但最近网络上不断流传出来的消息却让我们似乎除了赞叹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演技上佳之外,很难去相信校方接下来的声明和回应。

实际上,在大量记者采访学生遭拒的情况下,无论校方是否真的下过“封口令”都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很多学生正是出于恐惧的原因而拒绝采访,而这一点和学生在与学校的权力关系上处于劣势密切相关。今天,包括河北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校都存在这样一种学生-学校的关系,即学生的当下完全被学校掌控,学生的未来深受校方影响。

关于当前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引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常用的“全景式监狱”的例子来解释或许更容易让人明白(这并不表示学校等同于监狱,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全景式监狱是18世纪英国法学家边沁的发明物,这种监狱的设计可以将所有的犯人置于一个个排列有序的房间,看守人则处于一个足以俯瞰所有犯人行为举止的位置。通过这种设计,看守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犯人们的动向,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回到河北大学的情境,由于全体学生被固定在学校设定的位置,校方通过辅导员、学生党员或干部对身边同学的“负责”行为,可以很好地掌握每一个同学的动向。在这种权力模式下,无论学校是否给出封口令,学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都必然会倾向于选择沉默。因为,这一套权力关系背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三种配套措施,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的“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

首先,河北大学的学生会受到来自身边辅导员、同学们的监视,他们很难隐藏自己被采访的事实;其次,一旦学生向外透露了相关情况,他还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检查,比如辅导员的盘问,甚至校领导的问话;最后,如果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事实被确认,他还很可能遭到来自学校的“规范化裁决”,这种惩罚可能是制度性的“处分”、“取消奖学金”,也可能是非制度性的“辅导员的歧视”或“同学们的挤兑”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依靠勇气而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值得称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做过多期待,因为这同时也很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种种麻烦。

不过,就目前而言,事件并没有朝着我们上面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几天,已经陆续有河北大学的学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河北大学校方在面对学生接受采访这一点上似乎也显示出了松动的迹象。

事件之所以能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先前的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模式受到了挑战。原本学生被置于可监控的位置,校方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信息收集渠道完成对学生的监控。但诸如网络这样的新媒体的介入,使得原先稳固的权力模式受到了冲击,其原因在于学生通过网络表达信息时可以摆脱校方的监控。凭借一个简单的电脑、手机,学生们就可以尽可能不受监视地发布信息,网络的匿名性导致了传统监控模式的失效。新技术的出现动摇了原先稳固的权力关系,使得校方所掌控的“全景式监狱”变得名不副实。

第二个原因在于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替换了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鉴于网络有着传统信息传递模式无法比拟的扩散速度,一旦有学生通过网络释放了相关信息,这一信息将会立刻充斥整个网络,引起巨大的关注和反响。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存在某些共识。这些共识通常会被提升为一种充满道义的行为逻辑,一旦有人违反这种共识,也就意味着对基本道义的背叛,违反的主体也将遭受舆论的诟病和质问。在此次河北大学的校园车祸案中,“信息公开”便是这样一种共识。因为在网络上,主流人群普遍认同这样一个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中,任何一个相关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公布除了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以外的详细信息。此案中,河北大学校方因为存在阻碍信息公开这一点上存在嫌疑,所以立马就遭到了网民的围观乃至质疑,网民们甚至还对作为河北大学代表的校长王洪瑞进行了人肉搜索,试图寻找他的劣迹。我们并非赞同网民的行径,但这确实在告诉河北大学校方,任何试图掩盖车祸信息的行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这种威慑仿若校方对待学生一样,不容丝毫商榷的余地。

至此,我们发现原本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博弈被置换成了网民和学校之间的博弈,这种置换根本上挪移了原本的权力关系。和学生-学校的权力关系不同,网民处于“游移”状态,并不受学校的监视,更不受学校的检查和惩处。所以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瓦解了此前稳固的“全景式监狱”的权力模式,网民具备的“逃逸性”使得校方束手无策。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河北大学校方为何会开始抛弃原先的博弈策略,逐步地松动对信息的封锁。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清理出这样一条事件发展的轨迹:在传统的学生-学校权力关系下,“信息公开”以及随后的依法惩处肇事者这样的基本道义遭到了威胁;随后,学生通过运用微博等新媒体技术成功摆脱固有的监控模式,发布的消息迅速传播了整个网络;这使得网络舆论开始围攻河北大学校方,网民-学校的权力关系随之置换了学生-学校的关系,由于网民并不受学校监控,河北大学不得不服膺于网络上的基本共识,抛开了先前的博弈策略。  

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运用改变了事件中原有的权力对应关系,这为事件出现转机提供了机遇,也让我们看到了遭到围困的道义得以被拯救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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