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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彭晓芸,迎客松喂大,现供职媒体。

 
 
 

日志

 
 

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是怎样炼成的?  

2010-10-28 09:36: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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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议题《这一代大学生的爱与怕》

【开篇】李公明《大学生的恐惧与冷漠是怎样炼成的》

【人人有个麦克风】 北大人大中山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大学生:说出我们心底里的“怕”》

【纵深】傅国涌访谈 《追忆民国,今天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

【观察】王秀宁 《拯救被围困的道义》

【意见领袖】石扉客,何三畏,笑蜀,张鸣 《这些青春的花朵为何不愿意开放》


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是怎样炼成的?

李公明

近期在媒体与大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很值得思考,一是对媒体与权力的反思,二是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及其根源的研究。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作曲家蒂皮特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它的一些主题词使人深思: “世界正处于黑暗的边缘”,“或许选择魔鬼更好?”,这是很残酷的问题;“哦,我的孩子!”,“我究竟对你──我的儿子做过些什么?”,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教育话语与大学生的道具化

从基本的层面来看,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在价值理念上的扭曲与迷失是导致大学生的政治冷漠和恐惧的重要根源。教育的最高价值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拓人的胸怀、培养的人独立思考能力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培养当代公共社会的理想公民。为此,教育本身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现实的,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然而,放眼教育的现实,无处不在的是卑恭屈膝的依附、道义理想的沦丧、营营苟苟的利益算计,甚至会不惮于与黑暗一起沉沦。在威权的形塑下,“教育何为?”这样的根本问题长期被扭曲与迷失,受教育者的灵魂与精神气质中出现对人类根本理想价值的冷漠、对威权的恐惧是必然的。

教育体制的具体执行者是学校的领导人与教师,冷漠与恐惧正是从这里开始“言传身教”给大学生的。大学中的行政主宰学术、官本位利益猖獗的现实使许多大学教师、行政人员竞逐于官场,奴婢般的媚上作态是他们在校园里平常的本能反应,对民主政治的冷漠是必然的;一旦风波涌起,在威权下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恐惧更是十分自然。为了坐稳校园中处级、厅局级的交椅而不惜出卖学生者,并不鲜见。什么是一个大学校长的道德底线?恐怕全国几千个大学校长很多人宁愿回避这个问题。是的,校长不容易当,但是不当这个校长却并不困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你自己的灵魂取向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旧时代的大学校长还多少保有的那种节操和骨头已经荡然无存,很令人唏?不已。污浊的利益捆绑使大学官员回避着道德底线的拷问,这对于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的影响应如何评估?

再看我们的教师,说实话,有多少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能力以及精神气质与理想中的教育价值理念是相符合的?当教师成为了教育体制现状的可怜的获利者的时候,对政治的冷漠与恐惧也是很自然地发生的;更不用说,多少教授为了挤身于厅局级奴婢的行列而奔走竞逐,很难设想他们与追求真理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为人师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冷漠、怯懦和恐惧已成为教育中的常态,学生的冷漠与恐惧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谈大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首先承认、震惊和内疚吧,大学教师尤其需要回顾人类思想史上大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需要睁开眼睛看看仍存在着苦难的社会现实,由此而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惰性、怯懦与势利之心,然后真诚地面对学生吧!

从教育者谈到政治课程教育,这是思考的自然路径。本应该要培养学生对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的课程,却是以意识形态的宏观话语对学生进行洗脑,其功利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使其成为“无思想者的思想”,成为大学生面对威权宣传机器时说话的依据。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最近议论颇多的媒体与学生之间的报道事件的复杂性,我认为并不排除有些对话的真实性。我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境发生在我周围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青年行政人员身上,出现同样的对话绝不是不可能。这是因为,那种对话的话语框架、威权笼罩的色彩其实正是各种名目的公共政治课程的自然延伸,它们不仅没有系统地把真正有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普世准则的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不仅没有鼓励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反而更是在一种完全虚幻、彻底不真实的话语枷锁的囿限中继续灌输着奴化的思想?? 其实是连思想都谈不上,只是使学生的大脑经过话语的表层漂染而不自觉地接受一种有关生存的暗示:你们必须如此说话。

道德虚无与价值迷失 

值得更深入分析的是,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倒不是冷漠,而是恐惧,有关眼下利益(各种奖学金等等)与未来(就业等等)的恐惧。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冷漠,但是在局部中为了打破沉默而需要顺从的声音,于是以生存作为形成恐惧的暗示力量便充分呈现出来。这时候长期以来的奴化教育自然会显示其功能。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顺从地复述别人的话,而且更在于自己的内心知道这是别人所需要的,而不会想到:你可以不说话,你甚至可以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高调,应该知道有些话说出来是应该脸红的,更应该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成为自己内心的精神污点。

当然,大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可能会更复杂,政治上的冷漠与恐惧在某种角度上看,与道德状况中的廉耻之心的缺失恐怕很有关联。多年来,我常痛心于很多(并不是个别)大学生心灵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廉耻之心。例子之一∶考试不及格(而且分数远远低于及格线),公然还敢请求老师把分数改过来,理由是如果不及格就拿不到奖学金;例子之二∶课堂上最常见的现象是,迟到的同学很少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的难为情、因而赶紧找座位坐下,相反是大摇大摆、谈笑风生地进课室。类似的例子恐怕举不胜举。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在人伦社会中长大的人,在其天性中应该具有最起码的廉耻之心;有没有廉耻之心,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分水岭。上述的现象当然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是正可以折射出廉耻之心的真实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的教育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的话,那么,最大的失误就是我们有些学生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之心都不具有、甚至不愿意具有。在政治上的廉耻之心的缺失,使内在的精神污点的问题不构成道德的压迫性力量,不会使大学生产生对自己的厌恶和鄙视。

再看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什么艺术节、文学周、知识竞赛、歌手大赛等等,经费不少,气氛
热闹,然而有思想水准、有良知与自由情怀的作品少之又少。校园文学充斥着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作,远离社会与人民。而这些活动往往又是极端功利的,参加者、积极者可能会在各种评奖活动中获得相应的分数,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到处弥漫的一种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与行为:把公益行为、政治选择、价值认同等自我选择的真实性彻底抛弃,一切都是从赤裸裸的实用功利目标出发,明明没有任何真实的信念可言,而又不惮于信誓旦旦地表演。我经常注意到,当各种节庆来临时,校园里学生的墙报会令人感到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再也很难看到一本出自学生之手的有思想份量的独力自办的刊物,再也很难听到在长夜中关于政治与哲学、祖国与人民的激烈辩论 ?? 而所有这些本来是校园作为思想的摇篮必须具备的,也是我们曾经多么熟悉的生活啊。

我们甚至可以从今天的大学生对季节和时间的感受来观察他们。比如说,中国的五月是鲜花开放在原野上的日子,五月的鲜花开放在历史记忆的深处,每隔十年,是一轮新的花期,是以历史撞击现实的汛期。五月中的大学生不应该不想到“五四”这个日子。然而,在主流层面的校园应景活动之外,有多少人还会有发自内心的遥想、追问以及独立和自由的思辩呢?诗人说,还有更残酷的日子,还有更残酷的纪念,但是更残酷的是日子被夺走、被遗忘……。1989年5月10日出版的第五期《读书》有一组文章谈五四传统、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反思学生运动与面对现实等问题,该期的“编后絮语”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

唤醒青春:需要那么一点浪漫主义

问题还有很多、也很复杂,关键是如何改变这种令大学生蒙羞的现实。

还是让我们从对于“青春”的理解开始吧,这是冲破冷漠与恐惧的冰层的第一步。在华兹华斯、赫尔岑或黑塞看来,青春可以看作是一场为了超验性的理想而献身的热病,青春是一切科层制度的对立面?? 在那种制度中只能容纳阿谀奉承、出卖良知、麻木不仁。可惜的是,在现实中还有太多的青春生命无端地消耗在那片泥潭里。我们可以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学中重新汲取关于青春与英雄主义的激情。“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然后,“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北岛)还有食指(郭路生)的《鱼群三部曲》,它描写了冰层下“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的鱼儿勇敢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冲破了渔夫的罗网。虽然鱼儿最后死在冰上,但它的呼喊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

然后,不管学习什么专业,大学生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份不应被遗忘的精神遗产:1960年代的世界大学生运动,那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对冷漠与恐惧的无情嘲笑,也是培养人的精神气质的最好营养剂。当然,在今天仍要在情感上表示对1960年代的敬意可能会冒着风险:廉价的怀旧或幼稚的左倾等等。然而,不管如何警惕和踌躇,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难以割舍六十年代的青年激进主义情怀和对它的敬意;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不想隐瞒对萨科齐当选总统后说的那句话的反感?? 他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即便只是为了青春生命的真诚、对异化的敏感与反抗、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我们都有对全球性的1960年代表示敬意的理由。“不为面包、为蔷薇”,那种不无乌托邦色彩的激情、理想主义和想像力,是对冷漠与恐惧之网的锋利穿刺,是一切被编码、被利益化、被驯化的对立面,也是青春的起搏器。

最后,我想起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有一个隐藏在丘林之中的小镇,林宾(Nimbin)。这里似乎汇集了世界各地的造反青年,从艺术家、哲学家、街头涂鸦者到自称的吉普赛女郎,他们以热情和宽容构筑起一个自由、开放和尊重差异的社会。我去过这里,与他们交谈过、共舞过。我想,如果我们的学生知道世界之广阔、人生中真实的自由之重要,造成冷漠与恐惧的那种罗网其实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啊!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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