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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彭晓芸,迎客松喂大,现供职媒体。

 
 
 

日志

 
 

性别关系里的道德与非道德因素   

2014-01-13 21:05: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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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关系里的道德与非道德因素

彭晓芸

哲学教授桑德尔如明星般受热捧,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使得谈论“道德”终于成为一件时髦的事了。

过去好长时间,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人们不敢轻易谈及道德,生怕被当成“马列老太太”痛骂一番。舆论场的主流声音是这样的----那些以曝光性伴侣隐私吸引眼球的女性被媒体塑造为女性解放的“先锋”,而这样的先锋同时持有“离婚的女人不道德”的价值观。按照这种观念,美国人一半以上都“不道德”,因为美国的离婚率早已过半,而在美国可能被诉诸法律追究侵犯隐私权的涉嫌违法行为,在中国却是大快人心的“先锋”。这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性别关系可能是道德观念最为紊乱的一个领域,谈论道德问题,恐怕避不开审视与辨析性别关系里的道德与非道德因素。

桑德尔旋风来到中国,提出一个问题:金钱不能买什么?很多人立即想到爱情。但很多人马上提出反驳,你看看那些相亲活动,哪个不是“非房勿扰”?房子不就能买到爱情嘛?最新的例子不是邓文迪和默多克了,而是一个叫田朴珺的演员和地产大亨王石,因为前一对离婚了,而后者女方当事人正在媒体上高调谈论这段进行中的“爱情”。

检索了一下舆论对王石恋爱事件的评论,几乎一面倒地一片负面评价,包括那些与王石关系素来交好的媒体,纷纷评价田和邓文迪是一类人,都是渴望“走捷径”的女人。舆论评论说,“走捷径”讨人嫌、招人恨实属“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而那篇田姓演员谈论这段感情的访谈,则被网友嘲笑为“高级黑”,指田朴珺在访谈中刻意表白自己的“独立”是得了便宜卖乖,更多难听的评论充斥在网络。

田朴珺野心勃勃地说她将比王石强,听众会觉得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当田朴珺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有多么独立,听众只觉得你是通过这场恋爱才为公众所知,这已经就是不独立了,你的出场就是生于依附关系之中。

在这场恋爱中,田朴珺已经居于道德的劣势,“第三者”标签、爱上钱、高调张扬等等都是公众给予道德差评的依据。这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值得辨析。

首先,关于“第三者”,第三者究竟是不是道德上的罪人?应当厘清的是,爱情关系里没有第三者。 就“爱”本身来说,“不爱”就是爱情的“第三者”,所以爱情始终是一种对象化的灵魂冒险。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来爱你,这才是“第三者”,也就是说,在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除非他们不爱了,那么,不爱的那个就是面临出局的第三者。用哲学家罗素的话来说,“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枝繁叶茂。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只消一句话:你应当爱某个人,就足以使你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爱情不是道德义务。爱情甚至不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爱情属于审美体验和心灵哲学,与人类的艺术经验具有同等地位,是在人类有了审美能力之后才被描述和歌颂的产物确证人类有爱情经验的,是文学,是艺术。共同生活不等于爱情,动物为了抚育后代也有共同生活现象,但人类并不认为雌雄动物之间的亲密具有与人类的爱情同等的精神价值。

那么,婚姻呢?婚姻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所以,钱可以买到婚姻。桑德尔大概会感到沮丧,金钱不能买的东西很少,金钱能买的东西很多,譬如越南新娘就是这样被金钱买来的。

尽管很多人在婚姻中寄予爱情的期待,但一旦翻阅与婚姻相关的法律,条款无不与经济相关,婚姻法并不规定人们必须永远相爱,而是规定合同的缔结与解除的权利与义务,尤其是经济关系的法律效力。所以,婚姻的道德在于遵循契约精神,依照合同办事是最大的道德。也因为有明确的法律关系,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常常被称为第三者的关系,这是相对于一夫一妻制这层法律关系而言的。而王石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因而关于“第三者”的指控并不成立。

有人会说,田小姐是“小三上位”,还是不道德,这恐怕又是将婚姻关系当成绝对的道德义务所导向的价值观。如果婚姻是绝对的道德义务,就不存在解除婚约这一合同关系了。人们又会说,这对失婚的另一位当事人太“残忍”了,这是又一类道德观,即把人视为对他人负有绝对道义责任的“不自由”个体。这类绝对主义的道德观在女性地位低下、完全仰仗婚姻关系谋得社会承认的旧时代,以道德的名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手段有其现实性,但在今天,还这么认为就是对女性的羞辱了,认为女性苟活在一段无爱的婚姻里也比成为自由呼吸的单身女性“好”,这“好”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对女性自由意志最大的不敬。

这样听起来,很多人嘀咕了,道德观念如此这般的变迁,妇女解放对女人看起来不是什么一本万利的好事啊?而是伴随着痛苦与恐惧,竞争与厮杀。换句话说,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女性参与政治,赢得选举权和工作权,女性期待获得与男性对等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那么,女性首先就应当把自己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不能再指望永远活在婚姻这种制度行囊的包裹中自我蒙蔽。

从媒体报道和评价来看,舆论对田小姐也是“残忍”的。但这种残忍的社会舆论背后的逻辑却有相当的合理性,那就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80年代,一部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苏联影片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十七岁的女工卡捷琳娜因贪慕虚荣和充满幻想而冒充教授的女儿,此刻她爱上了电视台摄影师鲁道夫,怀了孕。不久,鲁道夫发现真相抛弃了卡捷琳娜。卡没有就此消沉,而是一面抚养孩子,一面发愤读书,终于在十六年后成为莫斯科一家大厂的厂长。此后,卡捷琳娜又结识了电焊工果沙,经过一番周折后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陌生人和旁观者是最不相信眼泪的。无论田小姐怎么标榜自己的独立和张扬,或者怎样示弱搏同情,社会文化对意图和男人一争高下的女性野心是怀疑且不信任的。舆论只对凯瑟琳 毕格罗那样的“女汉子”低下高昂的头颅,这位女导演与前夫詹姆斯 卡梅隆同台竞技,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最佳导演。

别说一位名不经传的二三线演员突然以绯闻广为人知,就是像柴静那样已经凭借业务成为央视知名主持人的职业女性,在新书宣传时,仍然服服帖帖于一帮自诩“娘家哥哥”的男性们的推介下。“娘家哥哥”是一个意味极为暧昧的称谓,带着一种陈腐的男性霸道,似乎在娘家哥哥们的庇护下,柴静才得以进入公共领域。一个女性进入公共视野似乎需要男性的“引入”,尽管实际上柴静名气比她嘴里的“六哥”等人大得多,这对柴静并不公平。

社会舆论对女性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怀疑和恐惧,这才是性别关系中最为隐蔽的道德问题,现在却被古老陈腐的“小三”指控之类的道德观完全遮盖了。当卡梅隆以掐脖子的幽默来祝贺这位第N任前妻毕格罗时,谁是谁的第三者第四者显得多么无关紧要。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人们集中于议论的仍然是女人是否征服了男人,至于女人是否在社会事务中赢得一席之地,在舆论看来一点也不重要。这种对女性的道德评价,很大程度来自于女性内部的阶层斗争,鄙夷地称呼“小三”的,往往是女性自己,这个中国特色词汇显示了中国女性的不自信以及对婚姻田园牧歌式的迷恋,女性仍然害怕参与社会竞争,而男性则狡黠地坐观虎斗,乐享其成。

当王石在一如既往地对公共事务发言,他的田小姐在不厌其烦地炫耀她的王如何不介意她有男闺蜜;当王石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再造自我,他的田小姐在喋喋不休地解释这段感情中她如何地独立不可侵犯;当王石在淡定地摆弄植物花草,他的田小姐在慌不择言地宣布她的能力不输给王石

看出来了吗?田小姐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与刚离婚的男人谈恋爱,也无关做没做过第三者,而是她仍然没有从社会制造的性别话语陷阱和泥潭中拔出来,反而乐滋滋地深陷其中,配合着上演一场“女人唱戏男人看戏”的滑稽剧。

当然,女人们要完全识破这种社会话语的控制力,并不容易,需要的是更加强大的内心和更加我行我素的特立独行。但凡在意社会舆论的或骨子里仍是男权思维的,一般只会被“流行价值观”牵着鼻子走,并且服务于这套男权文化规制好的文化惯习,难以挣脱。

我在《智富时代》杂志开有一个叫作【道德想象力】的专栏,这是1月刊文章。很早前写的了,才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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